编者按：在科技革命深刻重塑社会结构与个体经验的今天，推想文学正从传统的文类版图中异军突起，凭借其包容性的姿态、跨媒介的活力与面向未来的思辨精神，成为世界文学场域中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从科幻、奇幻到或然历史，从技术乌托邦到生态太阳朋克，推想文学以“假如……将会怎样”的开放性逻辑，构建了一个个偏离经验现实的“可能世界”，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历史、干预现实的认知棱镜，更在全球范围内激发了一场关乎文化认同、价值观念与共同命运的“想象力之战”。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特邀七位深耕于此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推想文学作为一个文类、一种方法、一项全球文化实践的丰富内涵与未来可能，以期在思想碰撞中，为理解我们时代的技术、社会与未来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陈楸帆助理教授以文类理论为框架，辩证地分析了“推想小说”作为边缘概念对“科幻小说”中心地位的挑战与重构，并指出文类的生命力恰恰在于这种中心与边缘的永恒动态关系之中。
边缘与中心的辩证
——推想小说作为文类生成运动
陈楸帆｜中国作协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6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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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楸帆
引言：文类命名政治与边缘革新
2015年，刘慈欣在华盛顿州斯波坎举行的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上成为首位获得雨果奖的亚洲作家，这一事件标志着“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这一文类在全球文学场域中权力关系的重组。然而，在英语世界的接受语境中，《三体》及当代中国科幻越来越频繁地被归入“推想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这一更具包容性的范畴。这一命名转换并非简单的翻译技术问题，而是揭示了文类理论中的核心命题：边缘概念如何通过重新划定边界、打破类型契约的固化，为文类发展注入革新动力。
推想小说相对于科幻小说在文类发展史上的意义，正在于其作为“边缘概念”所携带的破坏性与生成性力量。从1947年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 Heinlein）首次将“推想小说”与商业化的“科幻小说”相区别，到1960年代朱迪斯·梅里尔（Judith Merril）与“新浪潮”运动对这一术语的激进重构，再到21世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引发的文类边界论争，以及当代中国科幻在国家转型期叙事话语下的独特位置——这一历时性演变展现了文类如何在中心与边缘的张力场中不断自我更新。
对中国科幻而言，这一问题尤为紧迫：如何从晚清以来“启蒙救亡”的历史重负中解放，如何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压力下重新定义自身的美学身份，如何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自上而下预期与文学自主性的内在逻辑之间寻找平衡？本文将以文类理论为分析框架，考察推想小说作为边缘概念对科幻小说文类秩序的冲击与重构，并以中国科幻的历史发展为主要案例论证：文类的革新往往发生在边缘地带，新的文类概念通过挑战既有的类型契约、重新分配文学资本、创造新的“认知陌生化”与“视野融合”效应，推动文类系统的整体变革。
陈楸帆著，《刹海》
文类理论视域：登堂入室与视野变化
达科·苏文（Darko Suvin）1979年的《科幻小说变形记》为科幻小说提供了第一个系统的诗学理论，奠定了这一文类学术合法性的基础。苏文的核心定义是：“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类型，其充要条件是陌生化与认知的同时在场及互动，其主要形式装置是一个与作者经验环境相异的想象性框架。”这一定义的关键在于“认知陌生化”（cognitive estrangement）是一个悖论式的结合：“陌生化”通过以不熟悉的方式呈现日常对象或经验，迫使观众有意识地体验，从而更新感知；而基于理性、科学理解的“认知”（cognition）意味着“不仅反映现实，而且反思现实”，“暗示一种倾向于动态转化而非静态反映作者环境的创造性方法”。“新物”（novum）是苏文创造的拉丁词汇，意为“陌生的新奇性事物”。这是创造陌生化经验的核心叙事装置，但必须通过认知/科学逻辑得到验证，从而奠定整套叙事逻辑。
苏文通过这一框架区分了科幻与其他文类：神话将人类关系设想为固定和超自然决定的；科幻将任何时代的规范视为独特的、可变的，因此受制于认知视角。科幻与民间故事的区别在于，后者逃逸进入一个对认知可能性漠不关心的封闭平行世界；科幻将想象作为理解潜藏于现实中的趋势的手段。
苏文理论的文类政治意义在于，它为科幻小说提供了一套可以与“严肃文学”展开对话的美学话语。通过将科幻定义为“认知性”文学，苏文赋予科幻小说知识生产的功能，使其成为可被纳入学院研究的合法对象。他与罗伯特·D.穆伦（Robert D. Mullen）于1973年创办的学术期刊《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也标志着科幻小说学术化进程的开端。
科幻小说“登堂入室”的过程也可以以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作为思想工具来分析，尤其是文类等级秩序与权力关系等。布迪厄认为，文学场域作为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其内部结构由“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的不均衡分配所决定。场域呈现出双重分化：水平轴上是自主极（“为艺术而艺术”）与他律极（商业、评论上的成功）的对立，垂直轴上则是合法/非法艺术、高雅/通俗文学的等级排列（见图1）。
科幻小说在20世纪西方文学场域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被归入“类型小说”（genre fiction），区别于经典的学院派文类。然而，布迪厄的理论同时揭示了场域内部动态变化的可能性。他指出，文化创新遵循一条“倒U型曲线”轨迹：创新始于限制性亚场域底部的先锋派，他们寻求同行认可，以区别于已获得优势地位的先锋派。随着符号资本积累，它们向上移动。这意味着边缘位置的文类或作品，可以通过积累符号资本实现向中心的移动，从而重组整个场域的权力关系。中心位置的行动者已经积累了大量符号资本，他们的利益在于维持现有秩序——改变会威胁他们的既得利益。相反，边缘位置的行动者缺乏符号资本，他们的最佳策略是通过创新来挑战既有等级制度，从而积累新的资本并向中心移动（见图2）。这一结构性条件解释了为何文类创新往往发生在场域的边缘地带，而非中心位置。
如果说苏文的认知陌生化理论关注文本如何产生审美效果，那么，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和姚斯（Hans Robert Jauss）的接受美学理论则揭示了这些效果如何在历史性的读者—文本互动中实现。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了“视野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概念。“视野融合”描述的是理解发生的过程：当读者遭遇文本时，读者的视野与文本的视野（包括作者的原初视野、历代阐释者的视野）相遇、对话、协商，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更广阔的视野。这一过程不是单向的同化，也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辩证的转化——双方都在这一过程中被改变。伽达默尔强调：“理解不是重构，而是中介。”我们不可能“忘记自己”以达到对他者的客观视角，但我们可以通过对话使自己的视野得到扩展和转化。而姚斯将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应用于文学史研究，引入“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这一核心概念,用以描述“读者在特定历史时刻接近文本时所携带的先在知识和经验的结构”。
“视野融合”理论对理解文类演变具有深刻启示：文类不是静态的分类标签,而是读者期待与文本创新之间动态协商的历史产物。当“推想小说”作为新的文类概念出现时,它不仅仅是重新命名，而是试图改变读者的期待视野——从期待“科学可信性”转向期待“思辨可能性”，从期待文类纯粹性转向期待文类杂交性。这一视野变化使得原本被边缘化的作品（如跨越科幻/奇幻边界、难以明确归类的作品）获得了新的合法性。
“推想小说”的语义演变：从排他到包容
“推想小说”（曾被翻译为“推测小说”“投机小说”等）作为有意识的文类概念，始于海因莱因1947年的文章《论推想小说的写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俗杂志崩溃的背景下，海因莱因试图为科幻写作争取文学尊严。海因莱因的定义具有明确的排除性：“推想小说”是“关于人们应对当代科学或技术的故事”，强调“人类兴趣故事”而非“器件故事”（gadget story）；必须对“我们所知的宇宙”保持可信性（plausibility）；明确排除奇幻。海因莱因的区分：儒勒·凡尔纳=推想小说（可信）；H. G.威尔斯的火星人=科幻（不可能）。
这一定义试图在科幻内部建立新的等级：将“认真的、一致的科幻写作”与通俗的“科幻”（sci-fi）区分开来，以“推想小说”标示前者的优越地位。然而，这一用法在1940—1950年代并未广泛流行，直到1960年代“新浪潮”运动才被重新激活并彻底改造。1960年代，以英国迈克尔·穆尔科克（Michael Moorcock）主编的《新世界》（New Worlds）杂志为中心，科幻界发起了一场美学革命。“新浪潮”运动的核心诉求是打破科幻小说作为通俗类型小说的隔离状态，使其获得文学主流的承认。朱迪斯·梅里尔成为这一运动“最显眼且最具声量的使徒之一”，她在1965—1969年于《幻想与科幻杂志》的书评专栏中，以及1968年编辑的选集《英国摇摆科幻：推想小说故事》（England Swings SF：Stories of Speculative Fiction）中，系统地倡导将“科幻小说”替换为“推想小说”。
新浪潮对“推想小说”的重新定义，与海因莱因恰好相反：不是排除奇幻，而是包容奇幻、实验小说及边界模糊的作品；不单强调科学可信性，同时强调文学质量和实验性；用“推想小说”表达“对传统或经典科幻的不满”；目标是将类型小说与文学主流对齐，逃离“廉价通俗小说”的污名。哈兰·埃里森（Harlan Ellison）在里程碑式的选集《危险幻象》（Dangerous Visions，1967）中宣称，科幻“死了”并“作为推想小说重生”。这一修辞策略试图通过重新命名来重新分配文学资本。
《危险幻象》（Dangerous Visions）
2000年代，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引发了关于“推想小说”与“科幻小说”之间最著名的论争。阿特伍德坚持将她的作品（如《使女的故事》）标为“推想小说”而非“科幻小说”，引发了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的公开批评。阿特伍德的区分：“科幻”=“真的不可能的事”（比如外太空的会说话的鱿鱼，火星人）；“推想小说”=“真的可能发生的事”（比如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勒奎恩的回应指控阿特伍德的“任意限制性定义……旨在保护她的小说不被降格到一个仍被顽固的读者、评论家和奖项颁发者回避的类型”，“她不想让文学偏执狂把她推到文学隔离区”。
这一根本性混乱揭示了术语背后的焦虑症：科幻在西方文学场域的历史边缘化，使得“科幻”标签承载文化污名。到21世纪，“推想小说”已成为一个非常宽泛的伞式术语，涵盖科幻、奇幻、恐怖、魔幻现实主义、滑流小说（slipstream）、怪诞小说等一切“偏离共识现实”的叙事。
中国科幻的历史使命：从启蒙救亡到文化创新
中国科幻诞生于“救亡图存”的晚清语境，这一起源赋予它与西方科幻截然不同的历史使命。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科学小说”概念，同年开始连载《新中国未来记》——这部未完成的作品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梁启超对科幻小说的定位极具启示性：科幻应该“传道”和传播科学概念，而不仅仅是描绘技术细节；推崇通过科学教育创造“新民”。这一工具性定位贯穿了整个中国科幻史，影响至今。同时期，鲁迅于1903年译介凡尔纳作品，在著名的序言中写道：“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鲁迅的公式“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科幻应该结合科学知识与情感联结——奠定了中国科幻的基本范式。但这一范式同时确立了科幻的工具性负担：它不是为了文学自主性或娱乐，而是为了民族国家的救亡和启蒙。
随着“文革”结束和 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指引下，科幻文学也伴随这一时期科学、科普的大发展，迎来了一段“小阳春”。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既有继承、发展1950—1960 年代儿童科幻传统的代表作品，更有多元发展的成果。然而，随着“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展开，某些评论家将科幻标记为“精神污染”，科幻被批评受西方资产阶级堕落思想影响、传播“非现实主义”“逃避主义”“伪科学”。这一场“误伤”科幻小说的政治运动见证了新时期经济改革与意识形态、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价值观、西方影响与中国文化身份认同、想象性虚构与现实主义传统之间的种种张力关系。科幻被夹在文学和科学话语之间，在社会主义框架内面临想象性虚构的合法性危机。
到了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后，中国科幻进入了一个被称为“黄金时代”的新阶段，以国际认可度高、文类多样化及与国家创新话语联系密切为主要特征。关键里程碑无疑当属2015年刘慈欣的《三体》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奖以及2016年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获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奖。这两次获奖标志着中国科幻在全球文学场域中符号资本的迅速积累。刘宇昆（Ken Liu）的英译本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使中国科幻进入英语科幻市场。到2024年，《三体》全球销量超过3000万册，被翻译成42种语言，成为近年来中国成功的文化输出之一。《2024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明确指出：“科幻与未来产业的深度融合，有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助益。”这一发展标志着科幻在中国发展话语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仅仅是“科学普及”工具或文学类型，而被定位为“文化创新催化剂”，直接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关联。正如宋明炜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科幻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的科普负担：“反思过去三十年中国科幻的发展，与早期相比……科幻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其之前受压制和被动的地位，卸下了许多它本不该承担的负担。”
郝景芳著，《北京折叠》
然而，历史的悖谬或者说困境依然存在：科幻既逃离又拥抱着发展话语。它从早期的“启蒙”负担中解放，获得了文学自主性，但又被赋予新的国家使命——面向现代化的“科普”。它通过积累符号资本实现了从边缘到中心的移动，但这一中心性同时带来了新形式的工具性预期（如1980年代关于科幻小说“姓科”还是“姓文”的辩论）。进入21世纪，它或许不再承担纯粹的科普教学任务，但仍与社会转型、产业升级相关联，承担起新角色——作为激发个体创新精神与创造力的文化催化剂。这种强大的、自上而下建构的期待视野，使得任何试图突破工具性定位、追求审美自主性的科幻创作都面临巨大的“审美距离”风险，或许维持平衡的方法并不在于原有的路径之内，而在于另辟蹊径？
结论：辩证法与永恒运动
本文通过考察“推想小说”相对于“科幻小说”的文类意义，以及中国科幻从晚清到当代的发展轨迹，揭示了文类发展的根本动力学：边缘与中心的辩证运动。在此抛砖引玉，将结论粗疏地概括如下。
第一， 边缘位置是文类创新的结构性条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苏文的认知陌生化概念，都指向同一洞察：创新需要距离——相对于主导性惯例、自动化感知、既定等级制度的距离。科幻小说的边缘地位不是需要克服的障碍，而是使其审美创新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推想小说”作为边缘概念，通过重新划定文类边界来重新分配符号资本。从海因莱因1947年所下的定义，到1960年代的“新浪潮”运动，再到当代的包容性用法，这一术语的语义演变反映了文学场域中的权力斗争。通过挑战这些问题，“推想小说”为以前被边缘化的作品营造了获得合法性的空间。
第二， 中国科幻的发展历史展现了边缘文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复杂协商。从晚清的“启蒙”工具，到1980年代的“精神污染”，再到当代的“新质生产力催化剂”，中国科幻可以说始终承载着超出文学自主性的工具性预期。这一负担既是约束也是动力——它赋予中国科幻独特的身份和社会相关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审美实验。当代中国科幻的成就在于找到平衡这些张力的方法，既拥抱其社会功能也维持文学自主性。
第三， 从边缘到中心的运动不是线性进步，而是循环进程。当边缘文类成为中心时，它们倾向于固化为新的正统观念，促使新的边缘形式出现。这一循环不是恶性的而是生成性/生产性的——它确保文学场域的持续活力和创新。当代西方的非洲未来主义（Afrofuturism）、原住民未来主义（Indigenous Futurism）、气候小说（Cli-Fi），以及中国的女性科幻（She-SF）、网络科幻小说、科幻现实主义、科幻未来主义等，代表着将推动未来文类演变的新边缘区域。
最后，推想小说与科幻小说的关系，不应该被理解为替代或竞争，而应该被理解为“反者道之动”的生成性张力。“科幻”提供历史连续性、既定社群、清晰的文类标记；“推想小说”提供灵活性、包容性、逃离污名化的“安全门”。两个术语服务不同目的，吸引不同受众，使不同类型的文学实践成为可能。丰富性正在于这种可用范畴的多样性，以及它们的重叠和张力所产生的创造性。因此在笔者看来，与其争论“推想小说”作为特定文类的清晰边界与内涵，倒不如放下执念，将其视为一种“元文类”、一种方法、一种动力学。如中文译名所显示：“推”中“想”，“想”中“推”，在“推”与“想”的生成性反馈环路中，不断震荡、打破并拓展创作者、读者、市场、研究与评论等文学场域行动者的期待视野，从而涌现出新的文类共识与美学协议。
文类演变的历史是永恒运动的历史：从边缘到中心，从中心到边缘，在这往复运动中不断自我更新，不断创造新的可能，不断回应时代的召唤。在这一运动中，文类的生命力不在于达到稳固不变的中心位置，而在于维持与边缘的动态关系——不断质疑自己的边界，欢迎新的声音和视角，根据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进行转化，挑战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既定秩序，维持想象另类可能性的勇气，去显化尚未被赋名的未知之物……这些才是文类作为一种生命系统的韧性和适应能力之所在。
初审：孙冠豪
复审：屠毅力
终审：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