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当选总统后，特朗普在乌克兰战场上主张尽快停火。同时，他延续首次任职时的做法，借助冲突性的税收工具——贸易逆差税来平衡贸易逆差，这是一种维持国际支付体系以美元计价的双制度平衡策略，即在贸易逆差情况下，仍能使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平衡条件。

当然，贸易逆差税也将美元债务和美元货币体系完全区分开来。在这种分割状态下，美国的美元债务无论多高，都不会影响美元国际货币支付体系的独立运行。除非美国的税收和国民支出在各国看来不可持续，美元债务危机才会演变为美元支付危机和汇率危机。

这一招相当精妙。特朗普只需借助令人眼花缭乱的战争迷惑信息，让本国反对派和世界各国忽略他所做的这些正事即可。在这种亦真亦幻、疯疯癫癫的状态中，特朗普平衡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保住了美元支付体系的持续运转（这是一种只追求单国铸币收益，不顾全球货币政策效应好坏，只拿钱不办事的霸权权力），维持了美国再次向全球货币市场发债的财政政策能力。他借俄乌战争的迷雾迷惑欧盟，借突然发动伊朗战争迷惑俄罗斯和中国，在战争中如同腾笼换鸟般升级美国的军事机器，以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

总结而言，特朗普主义有以下4个重要特征：

（1）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取代克林顿的“华盛顿共识”口号，这是一种被福山称为可终结历史（形态）的自由民主新保守主义旗帜（团结民主党、共和党以及全世界的价值观同盟）。

（2）退出二战后以四大机构为核心的国际治理体系——政治领域的联合国、贸易领域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支付领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发领域的世界银行，重建21世纪以特朗普主义为特色的新国际治理体系。

（3）由全球前三个或五个国家（美中俄印X）共同治理全球，让欧洲回到1914年以前小国寡民的状态，让美洲回归美国后院的常态，使白领海峡、北极通道、格陵兰岛，乃至加拿大的新贸易之路都处于美国的庇护之下。让中东处于美国可控制以色列，以色列可控制霍尔木茨海峡西岸广大领土的局面。

（4）让美国处于既能安全掌控整个美洲（门罗主义），又不像威尔逊那样背负全球布局成本负担（修正后的威尔逊主义）的杰克逊主义（Jacksonism）状态。当然，这是21世纪的“杰克逊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一位堪比杰斐逊或林肯的伟大总统。

这就是特朗普主义，也是对特朗普个人历史定位理想上限的初步探讨。

（2026年4月2日于燕园北畔西山脚下定军山旁）